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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落实城镇化规划的基本原则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0:01:28 阅读: 来源:端子机厂家

推进落实城镇化规划的基本原则

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,城镇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的10.64%,提高到2013年的53.7%。今年3月,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》出台,新型城镇化建设,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,有着怎样的意义?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主任蒲宇飞认为,在新的宏观背景下,新型城镇化的历史阶段,可以形象地概括为:坡道、弯道、岔道。

城镇化有陷阱

他认为,新型城镇化是发展的引擎、关键和焦点所在。

第一阶段,坡道。在爬坡过程中,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找到未来的发展引擎。环境承载量和硬性的公共服务需求、社会需求,共同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和地板。未来资源环境的容量,已经无法支撑之前10%的GDP增长速度,而比较合理的速度可能就是7%左右。

爬坡的这一阶段存在两大负担:一是,要素承载不断上升的负担,比如农民工的平均工资、资金成本的上升等;二是,产能过剩所产生的负担。约70%的行业的产能利润率不到70%,有的可能低至20%。在很大程度上,目前还处于产能过剩的消化阶段。

第二阶段,弯道。城镇化意味着转型,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,需求结构、产业结构、要素结构等都需要转变。从需求结构的转型来说,城镇化是未来转型的一个关键,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空间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,基础设施的投资,城镇的消费,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和需求空间;从产业结构来说,城镇化也是拐弯的一个关键,发展服务业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城镇化:一方面,人口的集聚,意味着生活服务业的发展,另一方面,城市产业的集聚,也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;从要素结构来说,从传统上是第一成本的劳动力优势,到下一步的人力资本优势,优势转变的关键,也在城镇化。

第三阶段,岔道。岔道就是陷阱:一是,“塔西佗”陷阱。政府的公信力在逐渐丧失,很多社会矛盾就会不断集聚爆发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城镇化就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焦点;二是,中等收入陷阱。城镇化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焦点性的因素。

处理好六大关系

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有力抓手,在推进建设过程中,如何避免之前大半个世纪出现的不和谐问题,从而相对准确地把握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?

蒲宇飞提出了处理好城镇化的六大重要关系。即城和城的关系、城和产的关系、城和人的关系、城和生态的关系、城和乡的关系、城和文化的关系。

第一,城和城的关系。首先,从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来讲,确立城市群作为一个基本的形态。其次,城市群内部是一个共建共享的格局,包括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,以及同城化的共享。

蒲宇飞透露,在当时起草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》的过程中,围绕着城市群的基本形态,存在两种导向上的争论,一种是大城市战略,一种是小城镇战略。大城市战略认为,从世界的历史经验来看,真正能够集聚产业形态主要是大城市。但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城市病,包括交通、环境、高房价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基于国土空间相对有限和乡土意识浓厚的现实,提出的小城镇战略则被认为,是真正适合中国本土的一种城镇化战略。但问题在于很多小城镇无法真正地集聚产业和人口,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经济的小中型产业,很多小城镇建立起之后,成为一个空城,没有产业经济人口。

蒲宇飞说,经过反反复复的争论之后,现在觉得城市群可以成为基本的题材。在城市群内部是可以把大中小城市更好地集聚结合在一起,比如中型城市可以更多地承载经济功能,周边的中小城市卫星城,有效地承载产业的功能,一些小城镇就可以疏解一些人口。有合理的分工,形成互补之后,这样的城市群,基本上既可以减少大城市的城市病,同时又可以避免小城镇本身的空城问题。

第二,城和产的关系。新型城镇化规划之中有一个明确思路—产城一体。一方面,产业园区要植入城市生活的功能,在园区之中要融入城市的基本商业、基本生活、基本公共服务;另外一方面,城市建设本身也要融入产业功能,不单单是城市建设,同时要有产业支撑。

而要打破地方城和产割裂的现状,在蒲宇飞看来,要解决基本机制的问题。产城的融合,一定是基于市场化的机制。机制的设计和导向有三个核心点:政府要回归专业化,企业层面要重塑企业家精神,社会层面要推动社会参与。把三个主体的定位明确,产城的融合才能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实现。

第三,城市和生态的关系。需要看城市本身的形态、产业的形态,可以有绿加绿的模式、绿加灰的模式、绿加黑的模式、灰加黑的组合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,实现城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,需要这样一种组合来寻找出路。

如果城市的框架已经很大了,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,可以在产业上做文章了;如果说产业相对来说调整的余地不大,就在城市的功能疏解上做文章,或者两头都做文章:一方面,解决城市人口的疏解问题,功能疏解问题、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的问题,另外一方面,解决产业调整的文章。

那么,如何实现城市与生态协调发展?蒲宇飞提出了政府的行政机制、企业的市场机制、社会的参与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协同。

从政府的行政机制而言,核心是解决三个问题:一是,给目标。比如出一个碳排放的目标,释放出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信号,下一步的要往哪走,产业如何布局;二是,给规则。要给出一些非常明确的相关领域的具体标准,比如环境、产业的准入标准;三是,给支持,不能通过补贴,干扰市场秩序。

从企业的市场机制而言,要发挥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,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,给企业、市场留出足够的空间,很多企业就会成为技术的创新者,产业的创造者,整个生态文明的贡献者,产业的发展空间也就非常之大。

从社会的参与机制来说,社会参与者一旦参与了整个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,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自觉者;在形成社会的压力之后,社会感觉到环境对自身的影响,社会就会行动起来,对政府形成压力,对企业形成压力。

第四,城和人的关系。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核心,是从土地城镇化转变为人口城镇化。蒲宇飞分析说,原来的城镇化更多是土地城镇化,人口城镇化非常有限。过去主要在造城,通过土地财政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和建设,下一步核心就是要解决人口城镇化的问题,就要把人的进程与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,而且要把社会服务的配套建设与人口协调起来,把分配政策和城市化的进程协调起来,只有实现这几个协调,人才能真正在城市立足。

第五,城乡一体化的关系。包括就业的一体化,公共服务的一体化,基础设施的一体化,土地的一体化,社会管理的一体化。城乡的一体化究竟是一个单向的由乡到城,或由城到乡的一体化,还是双向的一体化?蒲宇飞认为,如果是简单的单向的一体化,很多政策设计很难真正地建立一个促进要素,自由流动的制度,而要从双向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,需要相应的政策设计、制度安排。

第六,城市与文化的关系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,既要考虑文化的保护问题,也要考虑文化创造问题,既要考虑软的文化(精神)问题,也要考虑硬的文化(资产文化的设施)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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