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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镕基离职时的心头之痛中国农民的负担太重物流

发布时间:2019-11-29 20:01:27 阅读: 来源:端子机厂家

朱镕基离职时的“心头之痛”:中国农民的负担太重

摘自《共识:中国在改革中前行》,罗晓、于一 着,东方出版社

辉煌的时代中,有很多微妙的变局,于宏观至国家、于微观至个人,举手投足间,隐约浮现,虽为前事,亦作今世,更系未来。

每一代人,都会形成多股力量,流向不同的方向,却分明又指向同一个结局——无一例外尽他们的本分,充当过渡人的角色,沟通过去与未来,有的被历史洪流冲刷淹没,而有的则被镀金瞻仰。如此循环往复,看似无情交替实则充满代际传递的温暖。

社会格局中,政治的力量举足轻重。它以其他社会力量统领者的角色出现,很多领域的力量为它所成就,但它又被各领域的力量所牵制。而政治中,政治人物的作为又是重头戏。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,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一个绕不过的政治人物。

对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难一些,我们需要不断在其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,既要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,还要找到其个性和行为与时代的关系。幽默、睿智又有几分政治浪漫的朱镕基,其个性恰到好处地与时代契合在一起。时代需要一个“敢干,敢言,敢爱,敢怒”的政治人物,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主张,使他成为时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“礼物”。时政作家凌志军一语中的:“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,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,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。”

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,成功地使中国经济稳健发展,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。

距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——1993年,已20年有余。朱镕基的铁腕政策使得过热的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。这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。自那以后,中国的通货膨胀强势顿消,有力的政府举措功不可没。

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,朱镕基当机立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,中国成功渡过“稍有不慎,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”的危险时刻。这彰显出作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所具有的智慧与魄力。

朱镕基留给时代更为重要的财富,还在于其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,对于改革难度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把握,以既“悲”且“壮”的勇气矢志不渝地在经济社会领域实施改革。当然,各领域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并不是齐头并进的,有的是大破大立,有的是小破小立,有的则刚刚破题。尽管也有少数人对其不满,称其为“经济沙皇”、“中国的巴尔戈乔夫”,但其所主张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,彰显了人们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识,而朱镕基在遭遇种种改革桎梏后表现出的莫大勇气与毅力,则进一步推动了不能不改革这一共识的深入人心。在很多场合,朱镕基直白地表现出对改革的热忱与决心:“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,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。”

朱镕基坚持改革的幅度之大、力度之强,在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已有所展现。1994年,朱镕基推出他的“改革新政”,涉及企业制度改革、财务制度改革、金融体制改革、投资体制改革、住房制度改革、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。1998年,朱镕基任国务院参事室总理后,其言辞浪漫与改革务实之风不改。至今,人们还在反复品味其新任国务院总理时的誓言:“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,我将义无反顾,勇往直前。”

朱镕基与他的同仁,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——改革。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,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。现在很多领域,我们依然沿用他的智慧与制度框架,如:

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分税制管理体制至今仍在实施,增加了中央财权,使我国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缓解,并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。

金融体制改革,进一步从市场化角度规范了中央银行的职能,割断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财政支出、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同基础货币的联系。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银行,其职能越来越集中,瞄准监管金融机构与货币市场,通过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。同时,货币政策也在不断变化,从贷款规模、现金发行等直接调控方式向贷款限额管理、再贴现、利率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转变。1994年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,同样意义深远。

1994年1月1日,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、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,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.72∶1,双轨制终于画上休止符。通过此次改革,人民币回归到按市场定价的价格线。

以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为原则的国企改革,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,以市场化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。有人称,朱镕基的各项制度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与市场接轨的问题。2002年3月15日,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:“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,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。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,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,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。”

一个人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,其梦想、智慧、热血、壮怀和勇气终将被岁月之河卷走,不过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不会戛然而止。如同诗中的智慧:“对于人而言,生活就像山间的野草,就像野地的鲜花,曾经那样的繁茂。当微风吹过又吹远,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。”

时代潮水汹涌,形成大片漩涡。有的时候,我们以为这些漩涡吸走冬天,就能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春意盎然。然而,很多时候,改革路上梦想却并不能成真。

即使是国务院总理,也有他的忧伤——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,以至于任期满五年后朱镕基带着并非“功德圆满”的遗憾离职。

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:“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?因为政府太庞大,把财政都吃掉了,吃饭财政。”“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,减掉一半人。”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,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,连他这样擅长“杀鸡儆猴”的总理都无能为力。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,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:“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。也就是说,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,积累了太长时间,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。”

2000年,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,泪光和着灯光,给特殊的倾诉对象——朱镕基写了“农民真苦,农村真穷,农业真危险”的信。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、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,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;但我们无法否认,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,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。事实上,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,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。朱镕基曾大声疾呼“农民负担太重”,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,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,直到他卸任,“农民负担太重”依然为心头之痛。

……

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,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:“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,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,农民收入增加缓慢,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”,“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,里面的门道可多了……现在房地产有点热,不敢说过热,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”,“现在,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”,领导干部“花钱花得太多了”……《朱镕基谈话实录》第四卷,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。与前期的铁面、强势甚至冷峻相比,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,关注农民收入、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,甚至大胆用了“弱势群体”一词,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,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。不过,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:“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。”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,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。

今天,回过头来再来看,有些当年曾困扰朱镕基的问题,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:中国金融体系更为牢固,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;2006年,农业税全部取消,这被称作中国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“松绑”;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,机制更为完善……

关注民生,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。

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,政府为之左右为难。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、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、贫富分化加剧、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……

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。与经济体制相比,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,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,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。相对而言,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;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,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。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,政府左右为难。

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。改革开放初期,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,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。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,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。同时,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,并增加不满情绪。如何切好财富蛋糕,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,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。

……

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,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,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。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,也有新的变迁,并分化出枝干。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,结出果实,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。

共识之光:这个开放的时代需渐进、改良地前进

入世多年来,中国利用自身“后发优势”,娴熟地借力西方现代化,迅速与国际接轨,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大大缩减。很难想象,如果中国迟迟达不成开放这一共识,我们不知还要自吟自唱多少年,还要走多少弯路,万千繁荣的梦想可能被“闭关”碾作碎片。

一方面,我们以开放作为蜕变的关键跳板,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;另一方面,中国社会还需不断锐意改革,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,以适应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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